章程与法律抵触的应对方法

引言：章程不是挡箭牌

在虹口开发区摸爬滚打了这十二年，我见过形形的创业者，也处理过数不清的公司设立、变更及注销业务。经常有老板拿着自己精心设计的“公司章程”来找我，满脸自信地以为只要章程里写了，这就是公司的“圣旨”，谁也改不了。特别是咱们虹口开发区这几年航运金融和科技型企业聚集，很多创始人在融资时，被投资人塞进了各种苛刻的保护条款，或者为了把控权，自己在章程里写了一些“看似霸气”的规定。结果呢？往往在工商登记环节，或者在后续的行政管理中，因为这些条款与法律强行抵触而碰得头破血流。说实话，章程确实是公司的“宪法”，它赋予了股东们高度的意思自治权，但这个自由是有边界的，那就是绝对不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。一旦越界，不仅条款无效，还可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法律隐患。今天，我就结合这些年我在虹口开发区一线工作的实操经验，和大家聊聊当章程遇到法律“红墙”时，我们该如何识别、规避和解决这些问题，希望能给正在创业或者准备入驻虹口开发区的朋友们提个醒。

章程效力边界识别

咱们得搞清楚一个核心概念：公司章程的“效力边界”。很多初创企业的老板，尤其是第一次创业的年轻人，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，认为“我的公司我做主”，只要股东之间签字画押了，章程里写什么都行。但在我经手的案例中，这种情况最容易出问题。法律赋予了公司章程自治空间，但这空间仅限于非强制性规定。比如，《公司法》里有些条款是带“必须”、“应当”字眼的，这就是高压线，碰都碰不得。举个例子，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，如果章程里写“股东需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”，那这条直接就是废纸一张。在虹口开发区办理注册时，我们的市监窗口工作人员对于这类明显违法的条款是一票否决的，因为登记的文件必须合法合规，这是底线。

那么，如何精准识别这些边界呢？这就要求我们在起草或审核章程时，不仅要看字面意思，更要理解其背后的法理逻辑。很多时候，章程中的某些条款看似没有直接违反某条法律，但实际上却违背了公序良俗或者法律的立法宗旨。比如，有的章程试图通过约定来剥夺股东的合法财产权，这就涉及到了法律的基本原则。我记得前年有个做跨境电商的企业想要落户虹口，他们的章程里有一条奇葩规定：股东离职时必须退股，且退股价格由公司管理层按原始出资额回购。这在法律上就极具争议，因为它可能侵犯了股东的财产处分权。这种章程，一旦闹上法庭，被判定无效的概率极高。识别边界不仅仅是看《公司法》的条文，更要结合《民法典》等上位法的精神来综合判断。

我们要特别关注章程条款的“可执行性”问题。有些条款虽然在法律上没被明确禁止，但如果在实际操作中无法执行，或者执行成本过高，那也是一种隐形的“抵触”。我们在审核企业材料时，经常会发现一些逻辑上自相矛盾的条款，或者规定了根本无法实现的程序。这种条款虽然没有直接违法，但会给公司的治理结构埋雷。一旦发生纠纷，仲裁机构或法院往往会因为条款无法执行而参照法定规则处理，这时候企业原本想通过章程达成的特殊目的就会落空。在虹口开发区招商工作中，我们总是建议企业聘请专业的法律顾问，不仅要看条款是否合法，还要看其在实际商业环境中是否“好用”，别为了所谓的“创新”而牺牲了法律的安全垫。

表决权差异化安排

表决权是公司控制权的核心，也是章程与法律发生摩擦最为激烈的“战场”之一。在传统的公司法理论中，同股同权是铁律，但在现代商业实践中，为了保证创始人团队对公司的控制力，特别是对于引入多轮融资的科技型企业，差异化表决权安排变得非常普遍。新《公司法》实际上已经为有限责任公司在表决权上的差异化安排留出了口子，允许公司章程另行约定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天马行空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典型的案例：一家打算入驻虹口开发区的人工智能企业，其创始人想在章程里规定，自己持有的1%股权拥有100%的表决权，其他股东合计持有99%股权却完全没有表决权。这种约定明显过分剥夺了其他股东的股东权利，在工商登记环节就被我们拦下来了，因为它违背了法律最基本的公平原则。

在处理这类问题时，我们需要厘清“差异化”与“滥用”的界限。合理的差异化表决权，比如AB股制度（即每股表决权不同），在科创板等资本市场已经是标准操作了，但在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设计里，依然需要谨慎。如果章程规定的表决权差异过大，导致其他小股东完全丧失了对公司重大事项的话语权，那么这种条款可能会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无效。我们在虹口开发区接触的很多科创企业，为了吸引投资人，又怕丢了控制权，往往会设计复杂的表决权委托或一致行动人协议。这其实比单纯在章程里写“同股不同权”要稳妥得多。关键在于，这些安排不能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，不能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，也不能让部分股东完全沦为“摆设”。

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，我整理了一个常见的表决权安排与法律合规性的对比表格，这也是我们在帮助企业审核材料时常参考的标准：

在实际操作中，我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：很多企业在设计表决权时，只考虑了“谁说了算”，却忽略了“怎么商量”。章程里如果缺乏明确的争议解决机制，一旦出现分歧，各方都拿着章程说事，很容易把公司拖入僵局。这也是我们在虹口开发区服务企业时，除了审查合规性外，特别强调章程“实操性”的原因。比如，在遇到重大事项无法达成一致时，是引入第三方调解，还是直接通过特定的定价机制买断退出，这些“兜底条款”往往比单纯规定谁有多少票数来得更重要。记住，表决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公司高效运转，而不是为了在股东之间制造内耗。

股权转让限制红线

股权转让是股东退出机制的关键，也是章程条款最容易“踩雷”的地方。在虹口开发区，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家族企业或者合伙创业的公司，为了维持团队的稳定性，会在章程里对股权转让设置极其严格的限制，比如“股东之间不得转让股权”、“对外转让必须经全体股东100%同意”等等。这些条款的初衷可以理解，但如果做得过火，就违反了股权作为财产权的本质属性。法律允许章程对股权转让做出合理限制，比如规定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，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禁止转让。我见过一个极端的案例，一家商贸公司的章程规定，股东无论因何种原因离职，都必须将股权无偿转让给指定人员，这显然严重侵害了股东的财产权益，最后闹到法院，这条被直接判了无效。

这里不得不提一个我们在合规工作中非常关注的术语——“实际受益人”。在反洗钱和日益严格的金融监管背景下，股权转让的限制不能掩盖股权的实际控制情况。有些公司试图通过复杂的章程限制和私下协议，来规避监管，隐藏真正的幕后老板。这种做法不仅在章程层面是无效的，更可能触及监管红线。我们在虹口开发区协助企业办理变更登记时，如果发现股权转让逻辑不清，或者章程条款试图模糊股权结构，我们会要求企业提供补充说明，甚至进行穿透式核查。因为一旦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或者被认定存在合规风险，对企业融资和后续发展的打击是毁灭性的。

那么，如何在维持公司人合性与保障股东退出权之间找到平衡呢？我个人认为，核心在于“程序正义”而非“结果禁止”。章程可以规定繁琐的转让通知期、详尽的优先购买权行使流程，甚至可以设定合理的“锁定期”（比如公司成立后几年内不得转让），但不能从根本上切断退出的通道。比如，我们可以设定一个“随售权”或“拖售权”机制，当大股东决定出售公司时，小股东也有权一起卖，或者必须一起卖。这种安排既尊重了大股东的决策，也保护了小股东的利益，而且通常在法律上是认可的。我在处理这类问题时，通常会建议客户多参考一些成熟的行业惯例，而不是闭门造车。毕竟，好的章程应该是公司发展的“助推器”，而不是把股东锁死的“牢笼”。

利润分配与资本维持

赚钱分钱，本是天经地义，但在公司法体系下，利润分配绝不是股东想怎么分就怎么分的。我在招商工作中接触过很多急于回报的老板，公司还没盈利，或者虽然账面有利润但现金流紧张，就想通过章程约定强制分红。这里就涉及到了一个核心法律原则——“资本维持原则”。法律规定，公司分配利润必须是在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之后，且要有真实的可分配利润。如果章程里约定“不论公司盈亏，每年必须按固定比例分红”，这种条款在法律上是绝对无效的。因为它直接威胁到了公司资本的充实，进而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。在虹口开发区，如果企业的财务报表显示亏损，却在申请分红备案，我们的系统会自动预警，不予通过。

除了分红的条件，分红的依据也是章程设计的重点。通常情况下，有限责任公司是按“实缴出资比例”分红，但全体股东约定可以不按出资比例分红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治空间，但也经常被误用。比如，有的公司章程规定，某个股东虽然只出资10%，但享受50%的红利，这本身是可以的，只要大家同意。如果这种约定导致公司长期无法积累发展资金，或者实质上构成了对其他股东利益的变相侵占，就会引发内部纠纷。我就曾处理过一起因为分红不均而导致的股东诉讼，双方在章程里只是简单写了一句“分红比例由董事会决定”，结果董事会控制在一方手里，另一方好几年分不到钱，最后只能诉诸法律。这种模糊不清的条款，比没有条款更糟糕。

更深层次来看，利润分配的安排还涉及到“税务居民”身份的考量。虽然我们不谈具体的避税手段，但合理的商业安排必须考虑到税务合规性。如果章程中的分红条款被认定为缺乏商业实质，仅仅是为了转移利润，那么税务机关可能会进行纳税调整。我们在审核企业章程时，对于利润分配条款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。我们会建议企业在章程中明确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、支付时间以及违约责任，尽量把“分钱”的事情规则化、透明化。这样，既能满足股东的投资回报需求，又能保证公司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，这才是企业长青之道。

高管责任豁免陷阱

在章程起草中，还有一个隐蔽但致命的陷阱，那就是试图通过章程条款来豁免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定责任。有些创始人为了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管理层，或者为了安抚既有的管理层，会在章程里写上“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，高管个人无需承担”或者“高管仅承担善意过失责任”之类的条款。这种做法不仅天真，而且极其危险。法律规定，高管的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是法定的，不能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来免除。一旦高管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、挪用资金或者严重失职造成公司损失，哪怕章程里写了豁免条款，公司及其股东依然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，法律是绝对不会支持这种“免责金牌”的。

结合“经济实质法”的要求，现在的监管不仅看你写了什么，更看你做了什么。高管如果只是在章程上享受了各种保护，而在实际经营中却没有任何履职记录，或者公司只是一个空壳，那么这种高管在公司面临合规检查时，往往会成为重点审查对象。在虹口开发区，我们经常提醒入驻企业的高管，千万不要把章程里的“保护伞”当成“护身符”。前年就有一家投资管理公司，因为高管违规操作导致投资者亏损，高管拿出章程说“公司规定只承担有限责任”，结果在民事诉讼中依然被判败诉，承担了连带赔偿责任。这个教训非常惨痛，它告诉我们，法定责任是底线，任何内部契约都不能突破这个底线。

那么，章程在高管责任方面能做些什么呢？我认为，与其想着怎么豁免责任，不如把精力花在如何界定“正常经营风险”和“违法违规行为”的界限上。比如，章程可以规定，对于基于商业判断规则做出的合理决策，即使结果不理想，只要高管不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，公司应给予一定的谅解或支持。这种条款虽然不能对抗法律，但在公司内部治理和文化建设上是有积极意义的。公司也可以通过购买董事责任保险等商业化手段来转移风险，而不是试图在章程里钻空子。在我的工作经历中，那些治理结构清晰、权责分明且尊重法律的公司，往往走得最远，也最容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。

章程冲突实操路径

聊了这么多问题，最后咱们得落到“怎么办”上。当发现章程的某些条款与法律存在潜在冲突，或者已经被工商部门、司法机关认定无效时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最直接的路径就是“修订章程”。这听起来简单，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根据《公司法》，修改章程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。如果冲突条款恰恰是保护小股东利益的，或者是大股东为了私利塞进去的，那么修法过程可能会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内部斗争。我在虹口开发区就遇到过一家企业，因为要改掉一个违法的对外担保条款，大股东和小股东扯皮了半年，最后差点导致公司被银行抽贷。修法不仅需要法律智慧，更需要商业博弈的技巧。

如果暂时无法达成一致，或者某些条款的效力认定需要司法机关来裁决，那么公司应当立即启动“风险隔离机制”。比如，暂停执行那些可能违法的条款，回归到法定标准来运作。虽然这可能会暂时影响公司的决策效率，但比顶着雷风险要小得多。在行政合规方面，我们也遇到过不少挑战。比如，有些企业章程里关于经营范围的表述使用了已经废止的法规用语，导致在办理变更登记时被退回。这时候，我们通常会建议企业先出具一份《情况说明》，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完成章程修订，并签署合规承诺书。这种“先解决问题，后完善手续”的务实做法，往往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。

这里我想分享一点个人的感悟：处理章程与法律的冲突，本质上是处理“人治”与“法治”的关系。在虹口开发区这十二年，我见过太多企业因为老板“一言堂”，把章程当儿戏，最后不仅公司倒闭，自己还身陷囹圄。也见过很多企业，因为一开始就重视合规，把章程设计得严丝合缝，虽然起步慢点，但在关键时刻总能避开陷阱。我的建议是，当章程与法律发生冲突时，永远不要抱有侥幸心理。不要试图通过私下的“抽屉协议”来规避法律，也不要指望某个“厉害”的律师能写出反法律的条款。真正的解决方案，是建立一套合规的经营理念，让章程真正成为保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坚固盾牌，而不是引发内讧和风险的。

结论：合规方能致远

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治理的基石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但它绝不是万能的，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。从表决权的安排到股权转让的限制，从利润分配的约定到高管责任的界定，每一个条款背后都隐藏着法律的红线和商业的逻辑。我们在虹口开发区见证了许多企业的兴衰，深刻体会到，只有那些尊重规则、懂得在法律框架内行使自治权的企业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。章程与法律的抵触，表面上是文本的冲突，实质上是合规意识的缺失。面对这些冲突，我们既要敢于通过修订章程来完善治理结构，也要善于在法律的边界内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。希望每一位企业家都能把合规当作企业最大的无形资产，让章程真正成为引领企业稳健发展的“航海图”，而不是束缚手脚的“紧箍咒”。在未来的商业征程中，唯有合规，方能致远。

虹口开发区见解总结

作为虹口开发区的一员，我们深知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法治的支撑。在招商引资与企业服务中，我们始终将“合规性”视为企业入驻的第一道门槛。对于章程与法律可能产生的抵触，我们提倡“前置审核”机制，即在企业注册或变更阶段，由专业人员对章程条款进行预审，及时剔除无效或高风险条款，降低企业后续的法律成本。我们也鼓励园区内的企业利用开发区的法律服务平台，定期对章程进行“健康体检”。在虹口开发区，我们不仅关注企业的数量和规模，更关注企业的治理质量和合规水平。因为我们相信，只有治理规范、章程合法的企业，才能在虹口这片热土上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，与园区共同成长。